本文来自中国企业家网，节选自开放社会基金会编著the Philanthropy of George Soros(中译本书名《索罗斯的救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缔造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一书。

　　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我心安理得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我却创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慈善机构，即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Foundations）。这个机构的年度预算一度徘徊在5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现在已经攀升至10亿美元。

　　自1979年以来，这个机构的总支出大约为80亿美元。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活动逐步扩展到了全球各个地区，涵盖多个项目，其覆盖范围之广，即便是我本人也惊讶不已。当然，自私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绝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是我愿意承认而已。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

　　在使用“慈善”一词时，我素来都很慎重。依我之见，慈善是有悖于常理之事，因此会导致很多的虚伪和悖论。比如，慈善应该为他人的利益而服务，但是慈善家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所思所想的主要还是他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慈善应该帮助他人，但却会使接受援助者对慈善产生依赖性，从而沦为施舍的对象；申请人为了迎合基金会，便说些基金会想听的话，之后却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的（早年）职业生涯充满了曲折坎坷，我在纽约成了一名对冲基金，这是早的对冲基金之一。

　　在1969年，我掌管的资金是300万美元。到1979年，这一基金的总额高达1亿美元，大多都来自未分配的利润。管理高杠杆率的对冲基金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购进了英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而没有提前安排好融资事宜。我在伦敦来回奔波，希望能得到足够的信用额度。当我走在郎德豪大街上时，我想我的心脏病复发了。

　　我告诉自己：“为了挣钱，我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利用我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苦思冥想自己到底关心什么。在我那抽象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开放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是我理论框架的基石之一。

　　我在匈牙利经历过德国纳粹的统治与共产党的管制的统治，因此波普尔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为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确定了以下几项使命：

　　（1）打开封闭的社会；

　　（2）使开放的社会更加稳固；

　　（3）宣扬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我解决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慈善家和一个大公无私的基金会之间的矛盾。内心的良知让我有自知之明，而且还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终将逝去的凡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换句话说，对我这样一个凡人来说，我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

　　我只有通过致力于人道事业，才能为自我意识找到足够的发挥空间。我渴望让世界更美好。这就是我的人生理念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既是我的自我意识膨胀的根源，也是我所主张的系统改革的根源。如果我有一些特殊的见解，我会立即将其付诸实践。我是一个富人这一事实也增强了我的责任感。很多人都很富有，很多人也很有见解，很多人都很关注人道事业，但是集这三种品质于一身的人很少。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品质，我才能实现我的雄心壮志。

　　因为我从慈善事业中获得了成就感，我认为别人无须对我感恩戴德。过去，当他人向我表达感激时，我的确会感到局促不安。

　　我觉得，如果我大肆地宣扬推动我从事慈善事业的自我意识，那么这种自我意识肯定不会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对其表示感激就会令我很尴尬。现在我却不再这么认为了。我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帮助了一大批人。人们看到的正是我提供的帮助，而不是我那膨胀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想感激我。我已经学会了接受他人的感激。

　　同时，我认为不必因为自我意识膨胀而羞愧，因为事实表明这种膨胀对我本人、对其他很多人都是有益无害的。但是自我意识一旦膨胀，就很难满足。看透了慈善事业背后的虚伪性，赞美和奉承已经满足不了我。这些赞美和奉承让我很不自在，我想看到切切实实的成就。这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如何拥有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

　　今天，我依然觉得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很有趣，也很令人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辞辛劳地作出这么多解释的原因。我认为，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乐趣和成就感的来源。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我对慈善事业的偏爱远远超出了其他事情，比如收藏艺术品等。

　　慈善事业让我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让我突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而收藏艺术品却收不到这种效果。那天我在郎德豪街上心脏病复发时，我就觉得为了聚集财富而死真的太不值得了。

　　自那以后，在基金会开展的活动中，我多次面临致命的危险。我不想刻意寻找这些危险，但是为了慈善事业，一旦出现危险，我却甘愿冒风险。从事一项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给我带来一种成就感。